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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司法理念下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研究

发布时间:2013-06-14 字体:【 】  【关闭窗口

        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是公正与效率,是力求以有限的司法成本实现法律正义的最大化,并通过法律正义的实现促成社会正义的实现,即提高司法活动的资源配置率和收益率。在此观念下,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除了要继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外,还应当充分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通过科学合理的刑罚适用,促使犯罪人悔过自新,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同时,法院在启动和适用刑罚时还应当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维系社会和犯罪人家庭的稳定,以此体现现代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当前,作为刑法观念现代化产物的社区矫正由于切合公正与效率的现代司法理念,正为世界各国刑事司法体制所接受和采纳,鉴于我国已开始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参与社区矫正将是法院在今后贯彻和实现现代司法理念过程中应当长期坚持的工作,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社区矫正概述

  社区矫正(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是刑法进化的产物,相对于传统的机构式(Institutional Treatment)矫正也即监禁矫正而言是一种新兴的罪犯矫正方式,它是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之内,由专门的矫正组织,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向其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帮助,最终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罪行较轻或者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罪犯,有的国家还将社区矫正适用于人身危险性较小的重刑犯;社区矫正的方式在国外主要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电子监控、保护观察等,这些措施有的是刑罚措施,有的是非刑罚措施或者是刑罚替代物。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判处管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矫正方式主要是执行法院判处的非监禁刑。

  社区矫正的一些主要方式如缓刑、假释、社区服务等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系统化的罪犯矫正方式的兴起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这其中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切实的实践需要。首先,在刑法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刑法作为调节社会的最后手段,对社会及犯罪人都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因而刑罚的启动与适用应当符合必要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科学合理地适用非监禁刑同样可以发挥刑法防卫社会的功能。其次,犯罪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犯罪的发生不能完全归咎于犯罪人个人,社会、文化、国家等诸多因素甚至是被害人自身因素都对个人的犯罪行为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因而,国家在以刑法惩处犯罪和犯罪人达到防卫社会目的的同时,还应当通过多种多样的刑罚或者非刑罚措施教育,帮助犯罪人矫正其犯罪人格,并对其回归社会提供必要的帮助。再次,“二战”后兴起的人权思想和社会福利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对社会和国家赋予了崭新的定义。据此观念,人民是国家最大的财富和资源,国家应致力逐求社会福利,尽力协助个人潜能之发挥,提高个人生活之素质,包括应加强对罪犯在内的缺陷者的辅助,使之能“再整合”到社区中,从而提高全民的生活质量。最后,现实表明,监禁矫正不但需要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且其固有的交叉感染、人格异化等行刑弊端往往弱化行刑效果,甚至产生负面效果,也就是说监禁刑作为惩处犯罪和犯罪人的方式严而有余,但作为矫正方式弱而不足。

  由于社区矫正具有司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较小,对社会和罪犯的负面影响较少,矫正效果较好的特点,它已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刑法现代化和行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被我国确立为今后矫正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在要求

  法院积极参与社区矫正不仅是因为要配合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更重要的是,参与社区矫正符合公正与效率的现代司法理念,以此为契机可以推进我国刑事司法理念和审判方式的现代化变革。

  首先,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是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和谐。对刑事司法而言,所谓正义,不但是指要依法惩罚犯罪人以实现正义,而且是指对犯罪人的惩罚应当尊重和保护犯罪人作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应当有意识在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范围内适用对其负面影响最小的刑罚措施;所谓效率,一方面是指通过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刑事审判节奏,及时审结案件,另一方面是指,刑罚的启动和适用应当必要合理,而且能够最有效的实现刑法的教育矫正功能,以相同的司法成本和刑罚支出实现刑法防卫社会和预防犯罪的双重效果。既然理论和实践表明,社区矫正是人道、有效的罪犯矫正方式,法院就应当尽可能地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探索新的非刑罚措施和刑罚替代物的适用,积极参与社区矫正。

  其次,参与社区矫正将使刑事司法克服片面夸大刑法的报应功能的倾向,认真关注刑法的预防功能,注重刑罚实效,也即促进刑事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报应是刑法固有的功能,我国也素有重刑主义的传统,再加上多年来的“严打”斗争,使得当前刑事司法形成了偏爱重刑的思维模式。这种重刑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方面它使得刑法的阶梯化的刑罚设置虚化,缓刑、管制等刑罚的适用率极低,减刑、假释的比例不高,既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又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的经济性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一味求重而不考虑刑罚的实际效果,并没有真正解决初犯、累犯、再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且由于监禁刑的优先适用,使得一些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不大、真正悔过自新的罪犯,特别是未成年犯,除接受刑罚处罚外,还要付出失学、失业甚至是失去家庭、失去前途等沉重代价,有违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参与社区矫正将使法院逐步树立刑罚个别化观念,根据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并考虑其矫正条件和可能,优先考虑适用非监禁刑,既能真正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又能实现刑罚的矫正效果,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再次,参与社区矫正能够调动刑事审判中控辩双方参与量刑辩论,提高法院量刑过程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目前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的职权主义色彩依然浓重,特别是在量刑过程中往往是在定罪之后直接依职权确定量刑,非监禁刑的适用同样如此,既不主动征询控辩双方或者犯罪人所在单位或社区的意见,对控辩双方或者犯罪人所在单位或社区的意见也不太重视,一般只是依据罪行的轻重或者出于量刑平衡的考虑适用非监禁刑。这种片面依据卷宗材料,不考虑罪犯犯罪人格和矫正可能的机械式的量刑,一是无法调动控辩双方在量刑方面论辩的积极性,再加上法院又不主动考察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正可能性,既可能使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的罪犯失去社区矫正的机会,也可能使法院适用的非监禁刑缺乏现实依据,达不到矫正效果;二是法院单纯依职权适用非监禁刑,由于缺乏与执行机关以及社区矫正组织的协调和联系,容易造成非监禁刑对象的脱管和漏管,使非监禁刑的执行落空。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可以通过对量刑意见的征询和论辩使控辩双方及罪犯、社区共同进入量刑过程,既强化罪犯的认罪服法意识,又有利于社区展开矫正工作,最终提高了量刑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三、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现状

  尽管我国刑法中确实存在缓刑、假释、减刑等社区矫正需要的制度,而且我国还创制了管制这种最适宜进行社区矫正的刑罚方式,但不可否认,社区矫正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缺乏与之配套的系统化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现今只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对刑事司法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法院过去甚至现在对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适用不可简单等同于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因为二者在指导理念和具体操作上存在重大差别,应该说,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也处于试点起步阶段。

  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试点一方面是通过确立试点城市和试点法院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和法院出于审判实践的需要自发地进行参与社区矫正的探索。目前,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在引进和消化社区矫正和非监禁刑观念的基础上,努力改造和强化我国法律中固有的规范和制度如缓刑、假释,使之切合参与社区矫正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非监禁刑的适用程序和制度;二是借鉴和参考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移植和丰富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方式和途径,如引入社区服务令,缓刑听证程序等。前者由于是对现有法律规范的新的理解和对既有制度的深化发展,所遇到的法律和制度束缚较小,比较容易实现,后者实为法律创新和制度创新,遇到的来自法律和制度的阻力较大,如简易程序审限就对缓刑听证程序的设立和运用有重大影响。

  从现有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来看,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刑法中的罪刑相适用原则以及刑罚的阶梯布局以及缓刑、假释要件的规定,使得法院可以根据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及人身危险性大小,并考虑社区矫正可能及条件,适用恰当的非监禁刑;刑诉法中关于非监禁刑的适用程序及执行机关、执行内容的规定,尽管并不完备,但为法院充实非监禁刑的考察内容以及移送执行等参与社区矫正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从实践来看,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功能有三个:一是通过适当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为社区矫正输送矫正对象,启动矫正程序,二是通过充实考察内容赋予社区矫正执行性及社区矫正组织对矫正对象的权威,三是通过定期回访和非监禁刑的撤销昭示矫正对象的罪犯身份和非监禁刑的行刑性质,维护法律的威严。

  目前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方式主要是适当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严格把握非监禁刑的撤销和收监执行,同时加强同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及社区矫正组织的联系,尝试建立非监禁刑适用前的意见征询和适用后的信息反馈机制,确保非监禁刑的适用科学、合理、有效。具体做法上,由于正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区和法院呈现出较大差异,如有的法院将社区服务作为可执行的法律文书,由法院送达至罪犯和社区矫正组织,有的法院将其作为罪犯被适用非监禁刑时,向法院及社区矫正组织所作的承诺,法院和社区矫正组织据此将其作为考察内容要求罪犯履行,再如有的法院设置了专门的缓刑、假释的听证程序,而有的法院仅仅是在适用缓刑、假释前征询一下社区矫正组织的意见。

  四、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无可置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实际上是给了矫正对象一次改过自新的重要机会,尊重和维护了罪犯应有的权利和利益,对个人发展和家庭的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促成了司法正义与司法效率在个案中的实现,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由于我国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刚处于试点阶段,再加上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种种不足,这种个案上的司法正义与司法效率的结合却彰显出我国整个刑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观念、实践与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矛盾冲突,使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存在一些困惑和问题。

  首先,法院参与社区矫正遵循的司法理念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存在矛盾冲突,阻碍着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如前所述,法院参与社区矫正遵循的司法理念主要是刑法的谦抑和经济思想,犯罪学倡导的社会防卫思想以及社会发展孕育出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认为刑事司法理念应当是多元的,除了考虑社会对犯罪的报应要求外,还应当综合考虑以适当、经济、人道的方式对罪犯予以矫正,刑罚不但是对罪犯的惩罚,而且更应当成为对罪犯犯罪人格的教育和治疗。这种司法理念要求法院在量刑时应当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和刑罚适应能力纳入到量刑因素当中,采取刑罚个别化方针,从矫正罪犯的需要出发,大量适用非监禁刑,甚至可以创制非刑罚措施或者刑罚替代物。

  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认为刑法的目的和功能仅在于以对犯罪人自由、财产和尊严的剥夺即对犯罪适用刑罚以平复社会公众对犯罪行为的恐慌、愤怒和报应心理,并通过惩罚犯罪人显示出法律的权威和严厉,以此震慑潜在的犯罪人,可见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具有报应主义一元论的特点。由于传统司法理念注重犯罪对社会的现实危害性,并完全或者主要是以犯罪行为的客观的社会危害性为基准确定刑罚,可以说,犯罪人以及刑罚对犯罪人的实际效果都在刑事司法的视野之外,非监禁刑的适用往往只是量刑平衡的需要,并不包含对犯罪人予以矫正的因素,由此造成法院的刑罚适用与刑罚的执行容易产生脱节。比如,实践中管制或者缓刑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罪犯,由于法院认为刑罚执行的现实性和有效性不属于法院刑罚适用的考虑因素,并不考虑罪犯的非监禁刑能否方便且有效的得以执行,这使得实践中非监禁刑的脱管或者漏管常有发生;再如,由于只考虑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现实危害以及社会对犯罪人的报应要求,使得法院难以克服重刑思想,不轻易适用管制、缓刑等非监禁刑,对罪犯减刑假释控制的比重严格,因而实践中一些法院少用甚至不用非监禁刑。

可见,传统的一元化的刑事司法理念难以适用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需要,并对实践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虽然这种负面影响在试点初期因社区矫正规模和范围较小,表现得还不明显,但随着社区矫正的发展和完善,对法院参与社区矫正要求的提高,目前的这种刑事司法理念必将对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起着根本的阻碍作用。

  其次,现有的刑事司法规范和制度主要是从打击和惩罚犯罪角度考虑的,只能保证刑罚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这与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应从教育矫正犯罪人、使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矫正可能性相适应的要求相去甚远。

  虽然在引入社区矫正概念前,我国就有关于管制、缓刑、减刑、假释等社区矫正普遍采用的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但这些非监禁刑主要是作为有期徒刑的补充,以使我国的刑罚阶梯更为完备,能够区别出罪行轻重的细微差别,并不是为矫正罪行较轻的犯罪人设计的。比如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自由受到一定限制,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按照执行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以及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等,从中可以看出,判处管制的罪犯除人身和政治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外,并不负接受执行机关矫正的义务,而执行机关除对罪犯进行监管外也无须承担矫正其犯罪人格的义务。

  再比如,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就有许多不利于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方面。一是缓刑的决定主观任意性较重,完全由法院自由裁量决定,而法律规定的缓刑适用的必要条件“确不致再危害社会”本应当基于罪犯的人格、家庭等客观情况判断,但由于法律未有公诉机关和社区组织缓刑建议权的规定,也未对缓刑的决定设置听证程序,使得法官判断“确不致再危害社会”太过主观,而且判断失误的风险也全由法官个人承担,这既削弱了缓刑决定的合理性,又使法官出于回避法律适用风险的原因避免适用缓刑。二是缓刑的执行虚化,使得缓刑难以成为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重要载体,主要表现为:尽管法律规定了缓刑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实际上公安机关由于人力物力有限,承担的任务过于繁重,无力也无暇将缓刑的执行落到实处,尽管实践中社区矫正组织实际承担着缓刑执行任务,但由囿于法律框架,法院只能将有关的执行文书交由公安机关,容易造成判决与执行的脱节;考察内容的空缺使得法院无法在宣告缓刑时明确罪犯应承担的具体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而社区矫正组织自行对矫正对象确立考察内容又缺乏法律的严肃性,而且考察内容的欠缺也影响到缓刑执行效果的评价机制,法院除罪犯违法犯罪外,很难判断罪犯是否在缓刑期间进行了应当撤销缓刑的行为。三是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设计以及审限的存在,要求法院在查清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后即应确定其刑事责任并一同宣告刑罚,这使得法官无法从矫正角度衡量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正可能性,而且审限过短又使得法官无暇充分听取各方量刑意见,难免对科学合理的适用缓刑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为了克服现行法律和制度设计在社区矫正方面的种种不足,各法院在参与社区矫正过程中进行了多项大胆的尝试和制度创新,如向非监禁刑对象发出社区服务令强制其进行社区公益劳动,对一些未成年被告人暂缓宣告判决等,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并为推进和完善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积累了重要经验。但是,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院并无创设法律的权力和传统,而且,罪刑法定又是我国新刑法刚刚确立的基本原则,程序正义也刚刚进入司法理念当中,在此背景下,我们突破刑法和刑诉法的框架,超出现行法律和制度的张力范围,创设新的影响被告人和罪犯人身权利的规范和制度的做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五、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完善

  尽管目前由于法律和制度方面的不完善,法院在参与社区矫正时遇到一些问题和困惑,但积极参与社区矫正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切合现代司法理念、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工作,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我们认为,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应当尽可能地充分发掘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可利用资源,借助于重新解读法律和重塑相关制度,为完善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创造便利条件,同时应当适当创新,有选择地借鉴和移植合乎中国国情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为参与社区矫正服务,为将来社区矫正立法积累经验。

  首先,就转变刑事司法观念而言,无论是传统的讲求报应的一元论还是参与社区矫正需要的报应与防卫共处的二元论,都需要借助某种载体将刑罚或者矫正措施施加于犯罪人身上,只不过对传统观念来说,监禁矫正由于带给犯罪人的痛苦较大,容易满足社会的报应要求,所以在刑罚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传统观念并不完全否定非监禁刑的惩罚性,如果我们有意识地降低整个刑罚体系适用时的严厉程度即走轻刑化的道路,或者采取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适当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比率仍然是可行的。如果能将非监禁刑作为惩罚轻刑犯或者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的重要载体,就会使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有更大的空间。因为,虽然社区矫正从性质上属于刑罚执行领域,具体的执行方式已超出了法院裁判权范围,但由于社区矫正立法的缺乏,为防止非监禁刑在执行过程中刑罚性质的弱化,避免非监禁刑的虚置,法院可以在适用非监禁刑的同时明确其执行的内容、确定罪犯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这样既便于社区矫正的开展,又能充分保护罪犯的权利和利益,还能提高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法院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社区矫正,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正可能性纳入量刑考虑的因素,从报应与矫正的双重视角确定刑罚适用,这便意味着传统的一元化的刑事司法观念已逐步转变为兼顾报应与预防的现代刑事司法观念。

  其次,就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的适用而言,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非监禁刑适用的听证程序以及罪犯人格调查程序。尽管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非监禁刑适用的听证程序以及罪犯人格调查程序的明确规定,但由于非监禁刑对象是社区矫正的主要对象,法院在适用非监禁刑时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综合评判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正可能性是必要的,当然,考虑到审限因素和实际操作的难度,非监禁刑适用的听证程序以及罪犯人格调查程序应当具有灵活性,具体形式不限于正式的听证会,可以由公诉机关在公诉时便提出相关建议并提供相关资料,也可由社区矫正组织提出申请,还可以由法院依案件需要向相关部门发出调查表或者征求意见表。二是细化非监禁刑的适用条件,充实非监禁刑的考察内容,明确罪犯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强化非监禁刑的执行性和操作性。现行法律对非监禁刑的适用条件往往采用“罪行较轻”“悔罪”“不致危害社会”等模糊语言,难以把握,我们认为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细化判断标准,这样既可以防止非监禁刑的滥用,又可以据此要求申请适用非监禁刑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相关材料,还可以要求罪犯提供相关书面承诺和保证作为适用非监禁刑的前提;通过在非监禁刑适用时就明确考察内容及罪犯相应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既使社区矫正具有现实内容和目标,还为评判罪犯的矫正效果和行为提供明确依据,具体的考察内容可以确定为社区服务、接受法制教育等,但是确定的方式和途径是由法院单独出具法律文书还是由罪犯具结承诺书,以及罪犯违反该考察内容至何种程度方可撤销非监禁刑,尚值得进一步摸索。

  再次,从长远来看,参与社区矫正对中国刑事司法而言是全新的事物,必将引起司法观念和刑事司法体制及至刑事法律格局的变动,而且初步试点已经表明现在的法律观念和刑事立法和制度设计不但远不能满足推进参与社区矫正的深入进行,而且在实际上起着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要将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从当前的试点过渡到法院今后的常规工作,就必须从立法开始,打造全新的社区矫正法律框架。

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社区矫正作为刑事执法活动,是国家刑罚权的运作的重要内容,依据《立法法》的要求,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考虑到不可能对刑法、刑诉法和监狱法的相关内容同时进行修改,而且社区矫正涉及到多方面内容和复杂的法律关系,可以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或者单行的社区矫正法,实际上,为社区矫正单独立法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二是社区矫正立法的宗旨应当明确社区矫正的行刑性质,将社区矫正的惩罚性维持在特定低线之上,避免社区矫正沦为中性的“治疗措施”,混淆社会基本的公正观念,导致社区矫正的夭折;

  三是社区矫正立法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组成和工作模式,社区矫正措施,特别是要明确社区矫正措施的性质(刑罚、非刑罚措施、刑罚执行措施等),罪犯的权利义务等,这样可以特别法或者新法的形式认可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与既有法律的冲突,明确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职责和作用;

  四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应当明确社区矫正组织的非监禁刑执行主体资格,将非监禁刑的执行统一归于社区矫正组织,赋予社区矫正组织非监禁刑适用的建议权,并且将减刑、假释的决定权交由社区矫正组织行使,这样可以使法院在适用非监禁刑时能获得专业化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且便于迅速移送执行,对社区矫正组织而言可以灵活地展开矫正工作,促使罪犯安心接受社区矫正。

  最后,社区矫正的目的是消除罪犯的犯罪人格,促其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该目的决定了社区矫正需要依据罪犯的特点灵活适用矫正措施,因而,从社区矫正的发展来看,它始终充满着创新的需求和动力。法院在参与社区矫正过程中同样感受到这种创新的需求和动力,社区服务由此被引入中国。鉴于社区服务“在西方刑法理论界近期以来将其誉为刑罚新三元(即提高到与传统的刑罚和保安处分同等地位)”,而且已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和接纳,我们今后应当逐步完善社区服务制度。

  对我国引入社区服务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明确其性质,协调其与刑罚体系的关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社区服务有两种定性,一种将其作为独立的刑种,由法院交由社区矫正组织执行,另外一种是将其作为非监禁刑的执行内容,归为罪犯在非监禁刑服刑期间应尽的义务,其具体形式和服务时间均由社区矫正组织灵活确定。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将社区服务作为非监禁刑的执行内容较为妥当,主要原因是现行刑罚体系并无社区服务刑,如果法院在法律设定的刑罚之外另立处罚模式,单独要求罪犯为社区服务,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从法治的要求看,我们认为今后在立法时应将社区服务规定为可以独立适用的附加刑,理由主要有三个:一是社区服务具有人身强制性和财产强制性,是通过强迫罪犯劳动而由社会(社区)占有其劳动果实,社区服务还通过迫使罪犯在公众面前自我展示其罪犯身份而使其人格尊严受损,这些都使社区服务具有刑罚的性质,而且社区服务实为对非监禁刑允许的罪犯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尊严的进一步剥夺,具有了附加刑的性质;二是任何犯罪都给社会带来损失,罪犯以其劳动成果为社会无偿占有的形式来补偿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更何况相对于社区矫正而言,监禁矫正的罪犯一般都会以无偿或者低偿劳动的方式补偿社会;三是作为附加刑的社区服务主要适用于轻刑犯和过失犯,因为对重刑犯而言一般都会收监执行,进行劳动改造,对其再适用社区服务就失去了意义,而过失犯往往不会再重新犯罪,可以考虑优先适用社区服务,既使其感受到法律的惩罚性,又能补偿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当然对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罪犯,应优先适用社区服务,避免其遭受短期自由刑的负面影响,且可促其尽快矫正犯罪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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